“临终关怀”一词起源于早年的西方，用于描述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在当代，临终关怀是指对生存时间有限(6个月或更少)的患者提供护理，以减轻其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惧，其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改善病人余寿的质量，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涉及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它从无到有，从陌生到为社会了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默默地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象黑暗中温暖的火苗，让每个临终病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安详地、舒适地、有尊严而无憾地走过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

　　临终关怀的发展

　　 临终关怀于20 世纪60～70 年代由英国人Saunders、美国人Kubler Ross所倡导和推动。第一所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 Saint Christopher's Hospice) 于1967 年在伦敦创立。以后临终关怀发展到欧美各国,80年代传到日本,90 年代传到台湾、香港，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建有临终关怀机构。对医疗、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大陆临终关怀起步较晚, 1988年8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死亡的机构――天津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和临终关怀基金也相继成立，1988年上海创办了第1个临终关怀机构，1992年，北京市招收濒危病人的松堂医院正式成立，1998 年由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先生捐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建立了宁养院,开始了国内宁养医疗服务。从2001 年开始,李先生每年又捐资 2 000 万元于国内20 家重点医院开展宁养医疗服务。目前全国各地建立的临终关怀机构已超过120家，为造福社会、关爱生命、促进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临终关怀的意义和社会需求

　　我国每年约有200 万人新患癌症,约有140 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已占死因第一、二位。有研究显示,癌症患者中50 %伴有中度或重度疼痛,其中约有1/ 3 的人伴有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相当部分的患者,由于前期治疗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精力和时间,陷入了绝望、疼痛、贫困的境地。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就会在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中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终点。在科技、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不能让如此数量巨大的人得到心灵的抚慰,将是对以人为本的否定。所以,临终关怀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医学的范畴。

　　到2025年，几乎14%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是增长非常快的一个群体。迅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策各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使得全世界的政府、社区和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对卫生保健产业的影响将极为深刻，它要为老龄化的人口提供必要的资源。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为临终病人，生活不能自理，80%左右依靠家属照料，家属面临极大困难，众多垂危老人呼唤临终关怀。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临终老年人来说，传统的、机构化的卫生保健形式可能并不是帮助他们和提供爱心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一些临终的人来说，尽管卫生保健系统不断有技术革新，却没有强调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提供尊严。临终关怀是一个节省费用、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重要途径。

　　我国临终关怀事业面临的问题

　　从1988年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医院的出现至今，对普通公民甚至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来说，临终关怀还是个陌生的概念,几千年传统死亡文化的桎梏、“忠孝观”的束缚,给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消极的影响，许多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临终关怀的真正意义,致使临终关怀的发展举步维艰。因此，尽管社会的发展呼唤临终关怀的进一步普及，但在今后的工作中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开展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在经济上所面临的困境是阻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缺少应有的政策支持和社会资助来帮助临终关怀的发展，同时，从医院本身来说，不可能靠临终关怀服务赚取利润。临终关怀的病人不采用价格昂贵的治疗手段，用药也都是选用一些相对便宜的缓解病症的药物。临终关怀服务中，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心理指导和安抚极其重要，医护人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展情感护理，医院必须下大力气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但是这些服务项目都是无偿的。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使许多本应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望而生畏。

　　缺乏应有的死亡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是临终关怀理念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人对死亡的看法深受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对死亡的认识还很原始,仅仅处于恐惧和孤独痛苦中，而科学的死亡观是 “不以延长生命为目的,而以减轻身心痛苦为宗旨”，实际上就是为死亡寻求心理适应，这种良好的心理适应对于临终者的家属也同样必要。此外，对于部分家属来说，死亡是更大痛苦的开始，许多人会因为亲人的去世而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甚至精神长期得不到恢复，这些人同样需要给予死亡教育。因此，在中国发展临终关怀,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使更多的人彻底更新观念，完善死亡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建立正确的生死观。

　　现有的临终关怀机构现状堪忧。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真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在我国开始起步, 各种临终关怀机构相对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一些大城市，且普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医院少、设施差、患者少、病房空等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3 亿人的人口大国来说，目前的临终关怀机构远远解决不了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

　　 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展望和思考

　　根据目前临终关怀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临终关怀在我国的发展应着重注意以下方面：

　　织实施,民办临终关怀事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应充分挖掘,使之发挥更大的效能；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开展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扩大临终关怀在公众中的影响,引起社会的重视与关注；确定临终关怀的实施规程,规范优死程序,实行遗嘱和预嘱制度,使临终关怀在实践的治疗、操作、管理、善终等各个环节上规范化和科学化,为临终关怀的实践提供依据。

　　临终关怀机构的发展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要注意其福利性。在服务费用上,坚持国家、集体和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投入相结合。国家应拨专项经费来支持临终关怀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各级政府和集体单位也应对临终关怀有专项经费的投入,同时呼吁社会团体和个人予以捐助,设立临终关怀基金会,建立监督机制,保证基金的正常合理使用。

　　临终关怀应走上制度化道路。临终关怀服务大部分应纳入到医疗保险之中，从而扩大临终关怀服务的覆盖面，使得更多的病人能享受这一福利。在具体操作中，还应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既通过全方位的服务保证该制度的享受者收益，又完全从现实的财力出发，将提供的服务仅限于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确保临终关怀服务健康、有序、持久地运转。只有不断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才能促使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

　　临终关怀的发展要注意多渠道。可建立多种形式的服务机构，如独立的临终关怀医院、在综合医院开设临终关怀病房、家庭临终关怀病房、临终关怀的居家服务等，在更多的基层医院向医务人员普及临终关怀的有关知识，使更多的有临终关怀需求的患者得到应有的关怀。

　　加强对临终关怀专业人员的培训。编写相关科普文章、教材,举办各种培训班、讲习班,在医科院校增设“死亡学”、“临终关怀学”等课程,逐渐形成一支临终关怀的专业骨干队伍；设立临终关怀学专业,加强对临终关怀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传统生死观、死亡哲学、医学模式、安乐死、优死论、病人的权利、临终关怀服务模式、姑息治疗、善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全面的研究。

　　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国情国力出发，应该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临终关怀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将家庭责任转由社会来承担，而社会承担离不开经济条件支持；临终关怀服务，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帮助面临生命终结的个人有尊严和舒适地死去，强调家庭成员或照料者对濒死者提供富有爱心的帮助。     

　　适度发展临终关怀对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临终关怀需要社会支付较多的服务费用，但对于那些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接受临终关怀服务可以减少大量的甚至是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将少数人的高额无效的费用转移到其他多数人有结果的治疗上，医疗保险费用就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

　　临终关怀的推广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行一场革命。一是要改变死亡的传统观念。在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中，是无法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濒死病人、家属及医生都要坚持唯物主义，当死亡来临时，应该面对现实，承认死亡，承认进一步的治疗无效。二是要改变使用卫生资源的传统观念。临终关怀一改过去对任何病人无一例外一律实施医治的作法，承认医治对某些濒死病人来说是无效的客观现实，通过对他们提供舒适的照料来替代卫生资源的无谓消耗，它实质上体现了对病人及大多数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总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的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临终关怀是一个节省费用的有效照料方法，是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重要途径。鉴于计划生育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在提倡优生优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临终关怀，使濒危老人尽量获得善终的关怀，有尊严和安详地告别人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临终关怀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不断地将临终关怀事业引向深入。